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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抑或消亡: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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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3 08: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 发展演变大致有三种趋势, 即走向重建, 或走向瓦解, 或兼而有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对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虑宗族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以A村为个案, 揭示出宗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凝聚共识、相互信任、价值观塑造等作用, 这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革, 这又使得构成宗族组织结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趋于瓦解, 致使宗族传统的组织形态走向消亡。

宗族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组织形态之一, 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中国建立宗法制度以来, 宗族对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稳定所起的重大作用难以否认。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特别是现代化的到来引发了学者们对宗族结构功能演变和命运的关注, 形成了各种不同看法。有些学者从变迁的过程看到了宗族衰败和瓦解的趋势, 如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 通过农村经济结构的改造、新《婚姻法》的施行和农村社会的民主化改造, 瓦解了农村宗族的组织基础[1];后来的改革开放又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 开始了其“公民化”进城, 使得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 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所取代[2]。基于此, 人们认为农村宗族不但不可能复兴, 而且正处在衰退和消解之中[3]。不过, 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并未完全消解宗族, 相反, 宗族本身具有很强大的适应性, 即, 宗族为了回应挑战而走向重建:如重修家谱、重启家堂、重建祠堂, 甚至从现代乡村社会关系来看宗族力量仍然很大, “如今, 仿佛又回到了村落权力格局复制循环的起点, 深层的血缘、亲缘、宗缘等村落社会关系网络, 还在村落权力配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
除了上述消解和重建的看法, 关于宗族发展还有第三种观点, 即并存论, 即人们根据是否有族谱或祠堂的标准发现宗族的重建或瓦解是同时进行的[5]。实际上宗族既包括实体的宗族, 如宗族的组织、制度, 也包括文化的宗族, 体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6]。如以祠堂、族谱、祖坟为代表的物质文化, 以仪式、族规、习俗等规范和典章制度为内涵的制度文化和社群文化, 以唱戏、修谱、庙祭等为内容的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7]。然而, 无论是瓦解论、重建论, 抑或是瓦解重建并存论, 大多仅局限于宗族实体的组织形态或者宗族的意识形态, 未能很好地兼顾双重属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这对乡村社会现代化无疑具有全方位、深层次的意义[8]。有人认为, 在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基于对乡村社会传统组织力量的体认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基层社会的各个领域, 把家族及其所营造的传统文化视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障碍[9]。故而宗族成为乡村现代化必须要消灭的对象, 但实践证明, 这种主张政府消解宗族, 在乡村无限扩张权力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政府质量的贫困化。因此, 乡村振兴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 要在更广泛的层次上挖掘乡村社会传统的基层力量, 就此, 宗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钱穆先生曾说过:“欲通中国之社会史, 必先穷中国之宗法史。”[10]这提示我们要关注宗族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 如何让宗族对乡村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提供支持动力呢?或者说, 作为传统乡村社会重要力量的宗族又将如何在乡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定位自己呢?如若能证成以下两点, 答案便显而易见:一是宗族对在现代乡村社会中是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即宗族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乡村社会的变革是否瓦解了宗族存在的结构基础, 即宗族是否具备存在的条件。
一、宗族对乡村社会的作用:不可替代?
宗族对乡村社会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部分学者如肖唐镖[11]、袁正民[12]、吕红平[13]等认为农村宗族组织对基层民主建设具有负面作用, 所以应该予以打击;而有些学者如朱康对[14]、仝志辉[15]、贺雪峰[16]等则持有相反的看法, 应发掘宗族更多的积极作用。不过, 关于宗族是非功过的争论仍然留有一定的共识空间, 那就是只要农村现代化尚未完成或达到较高的水平, 即使宗族具有消极因素, 它仍对乡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 我们通过A村的实例便可发现这一点。A村地处安徽省某偏远山区, 经济较为落后, 交通不便。总面积39.3平方公里, 有30个村民组, 540户, 2 200人。村中有王、吴、姚、陈、储、潘等六大姓宗 (家) 族。
(一) 宗族与政治:集体利益表达与实现的良好途径
宗族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 在乡村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表达集体利益的功能和促成集体利益实现的功能。在A村修筑水泥路中, 利益表达一方面体现为宗族通过内部利益协调达成最终一致的利益诉求。由于交通不便, 修筑水泥路成为了吴氏宗族一些人的愿望, 路基占据农田等问题导致矛盾凸显, 在大家协商调和下, 最终通过“路基均摊, 劳力补资, 多偿少补”的方法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宗族通过代表向村委会表达利益使利益诉求提上村委会的工作日程。吴氏宗族的代表们通过写信 (附有宗族成员的签名) , 并结合相关政府政策表达意见, 最终经过多次协商, 达成了“路基自建, 村委拨款浇筑”的方案, 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
就集体利益促成的功能来说, 一方面宗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信任对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约束或道德自律作用, 如费孝通所言,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 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7]。吴氏宗族中年一代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大多长于农村, 虽然常年在城市打工, 但是宗族文化中长期保持的信任品质始终影响着他们, 在筑路的过程中,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并未出现机会主义者和搭便车的行为。这种宗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信任使得共识变得容易实现, 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又不断增强对宗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另一方面, 宗族对村委会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 以促进其切实保障、落实宗族的利益。吴氏宗族留村人员成立了“道路工程小组”, 随时监督村委会实施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对不当之处积极反映, 往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为村主任等人为了谋求更多的选票必然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以实现连任。
的确, 在现代化进程中,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村产生了基于协作和经济利益互惠形式的组织, 会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农村茶厂和旅游社等。但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受共同文化影响的宗族具有更为稳固的、平等的性质, 它能在情感层次和道德层次调动人的积极性。因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宗族依然具有一种凝聚共识、和衷共济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宗族与经济:互助式经济模式
宗族对经济的积极意义, 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如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 宗族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宗族中的成员彼此信任, 增加了“社会资本”, 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18]。A村吴氏宗族由于劳动力大量外流, 留村成员经济来源主要是鱼塘和茶叶, 并未形成规模经济, 却产生了一种互助式经济模式。就鱼塘来说, 宗族成员共同拥有鱼塘的经营权, 通过投养鱼苗带来收益, 年终结算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分配的方式是每个成员自愿接受的, 带有互助的性质, 对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或者劳动力缺乏的成员来说具有重要补助作用。就茶叶来说, 采摘、加工、贩卖等方面均具有互助的特点。比如当一家劳动力不足的时候, 劳动力多的家庭会在采摘过程中给予帮助, 而加工技术好的家庭又往往会指导或帮助其他家庭加工, 贩卖的任务往往交给有汽车的家庭。这貌似带有一种分工协作的感觉, 但实质上是一种互助。因为这些行为大多不以利益交换为基础, 单纯是出于人际关系的亲疏。
从劳动力外流成员与留村成员之间的关系来看, 也具有这种互助的特征。留村成员每年会给外流成员寄送特产, 这种特产既减少了城市里的生活成本,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 甚至会带来经济效益。比如吴氏宗族要修缮祖坟, 重修族谱, 这些外流成员往往会慷慨解囊;在茶叶的收购和旅游发展方面, 外流成员也会推销、介绍给城市的“老板”。这种互助行为带来的是双赢的结果, 对于乡村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如何实现经济振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从长远看, 乡村可能会引进公司、企业从而形成自己的产业, 但在短时间内, 乡村的经济吸引力显然不是很足。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宗族的互助式经济模式是一种良好的过渡路径。
(三) 宗族与文化:宗族文化与文化宗族
宗族文化主要体现在宗祠、族谱、族规、宗族墓地等方面, 而这些在祭祀祖先、增强宗族凝聚力、发扬宗族传统美德、教化宗族成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2018年吴氏宗族重修了祖坟和族谱, 并且在清明节期间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 远在外地的宗族成员也较多参加这一活动。在祭祖的过程中, 宗族成员齐聚一堂, 交流沟通互叙情谊, 通过对祖先的认同感的增强, 大大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并就宗族事宜达成多项共识, 诸如下一年度的宗族活动承办。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成文的族规了, 但是吴氏宗族将部分族规以不成文的“约定”呈现。吴氏宗族十分注重“孝悌”, 如为了尽量满足留守老人的精神需求, 大家约定逢年过节轮流回乡探亲, 特别是有红白喜事的时候, 每户必须派一人回乡帮忙。这些约定大大拉近了宗族成员们的心理距离, 又使得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美德的教化, 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正因如此, 吴氏宗族的文化才会在认同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
如果说“宗族文化”是从历史的传统的视角出发的话, 那么“文化宗族”则是从现代的视角出发的, 它是宗族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由于古代宗族中存在着辈分与等级之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 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浪潮下, 这种关系被打破了。宗族成员获得了平等的人身权利, 竞争的思想也更多地融入宗族文化,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地位和后代培养方面的比较和竞争。吴氏宗族在城市中工作的成员, 每逢回乡都是一次经济地位的展示, 人们往往在穿着打扮、房屋状况、汽车有无、对宗族的经济贡献等方面进行比较。后代培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子女后代接受教育的程度方面。在吴氏宗族, 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当地的风俗是只要考取好的大学都要大摆宴席以彰显自己的面子, 而不理想的家庭则显得脸上无光。虽然这种宗族成员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家的关系、造成资源的浪费, 但这种“激励机制”使得吴氏宗族较好地顺应了市场化的需求, 推动了其发展。家家户户盖起了楼房, 一大半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 宗族十年来一共培养出了五个大学生,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但“宗族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会彰显出历久弥新的特征, “文化宗族”则不断彰显“宗族文化”的时代适应力, 宗族在文化方面, 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宗族组织结构基础的瓦解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下的“皇权不下县”, 族权辅助皇权治理基层是宗族存在的政治基础;而“族田”是宗族能够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19];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形成的熟人社会以及农村的封闭性是宗族能够存在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施行、都市文化的渗透、城乡交流逐渐频繁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宗族组织的结构基础, 但是这种瓦解并不彻底, 乡村社会仅仅是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 从“封闭”向“半开放”的转变[20]。然而乡村振兴会使得A村宗族组织的结构基础将彻底瓦解。
(一) 治理能力提升:宗族政治基础的瓦解
在很大程度上, 农村行政属性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自然属性的宗族血缘关系膨胀, 进而使得村民更多的依赖宗族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族组织的政治基础。以选举为例, 村民公共理性的缺失或不足导致了村民对选举权存在狭隘的认识, 加之选举制度的不完善, 村民投票必然投向最信得过至少是看上去信得过的组织与个人[21]。A村的选举过程往往是宗族之间利益争夺的过程。在村民的逻辑中, 自己的宗族成员当选意味着在任期内家族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而其他人当选必然会导致自己宗族利益的受损, 现实也确证了这一点:A村多任村主任在国家政策的帮扶计划和纠纷的解决问题等方面往往偏向于本宗族成员。由此可见, 宗族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依然存在。
乡村振兴无疑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A村在治理能力相比过去有了显著提升, 村务更加公开透明化, 例如以前大病保险和住房补贴等政策村民往往没有知情权, 而现在村委会在宣传橱窗主动张贴, 甚至挨家挨户通知到位。村务决策更加尊重村民意见, 例如在新村委会建造的过程中, 和利益相关者都进行了磋商和洽谈。村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 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例如筑路占据了部分村民农田基地, 这些人要求村委会资金赔偿或换取新的基地, 即使宗族来协调也无济于事。A村在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功既表现为村委会在管理日常事务中更加公平公正、以村民为本, 也表现为村民对村务独立主动的参与。2017年A村派驻第一书记, 规范了选举程序和选举形式, 采取当选者竞争演讲、挨家挨户上门收取选票的方式, 避免了选举乱象, 宗族在组织上所发挥的作用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 宗族组织的政治基础就失去了根基。
(二) 产业经济:宗族经济基础的瓦解
古代“族田”能成为宗族的经济基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 “族田”是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 因此形成了一种宗族成员相互依赖, “抱团取暖”的关系, 每个村民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权。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 族田制度已经消失, 并且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推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每个家庭拥有了自己经营的土地, 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 但是这仅仅使得大家具有了形式上的经济独立权。因为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 农村生产力、生活水平依然低下, 土地所带来的收益远远无法满足村民的发展需要, 而交通闭塞也成为很多村落与外界交易的障碍。单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很难使自己获得满意的收益, 那么宗族组织在谋求发家致富上就存在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就会形成现代经济上的宗族组织。A村虽然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 并且促进了异姓村民间的交往, 但是依然形成了一种宗族“嵌入”生产队的模式。以吴氏宗族为例, 其与部分汪姓、毛姓村民同属一个生产队, 但是, 宗族成员受到知识分子和权威长辈的影响, 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对其土地进行整合, 集体种植水稻或者其它农作物, 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这些知识分子与宗族长辈具有很高的威望, 宗族成员紧密的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而对生产队其他族外人员在经济上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行, 农村大力发展产业经济, 实行产业供给侧改革, 优化土地流转制度, 这就使得农村的经济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村民个体经济独立性得以凸显, 无需借助宗族组织发展生产。当前A村吴氏宗族主要经济来源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外出务工所得, 一部分就是茶叶产业所得。为了发展茶叶产业, 村委会修建茶厂, 修通公路, 加之快递业的深入, 为吴氏宗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形成了从茶叶采摘、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特产外销时有进行, 并且茶厂还吸纳了部分宗族劳动力。内外经济收入形成了互补, 极大地凸显了宗族成员的个体经济独立性, 都有了自己的独特谋生发展手段, 家家户户基本实现了从过得去向过得好转变。在这种差异性、多样化的生产方式面前, 宗族组织在经济上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将土崩瓦解。
(三) 流动性增强:社会基础的瓦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联系虽然看似日益紧密, 但这种联系缺乏足够深入的双向互动, 更多表现为单向特征, 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源向城市输出, 而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却是少之又少。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虽然流入了一些新因素, 但引发的变化却是缓慢的。
“乡村振兴”是助推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种战略的实施给传统乡村注入更多新要素, 带来更大的变化, 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改善乡村面貌, 旅游开发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信息流动和地域开放性。A村公路建设大多承包给外来工程队, 很多村民都讨论这些陌生的面孔;互联网的发展使得A村的风景得以宣传, 外来旅游人数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A村大量劳动力依然外出务工, 长期生活在城市, 只有逢年过节回家, 有的已经在城市落地生根。流动性的增强, 大量“陌生人”的出现大大冲击了A村原有的“半熟人社会”。虽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能会“收拢”外出务工人员, 但是通过对A村部分村民的访谈发现, 一是因为在城市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工作和人际圈子, 二是因为大多已经习惯了城市中的生活方式, 三是因为城市中高薪酬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使得大部分外出村民不愿意回村, 作为家乡的农村对这些人来说或许仅仅具有精神上的依赖。流动性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或半封闭的圈子, 熟人社会作为维系宗族存在的纽带被缓缓地撕开, 村民不再以宗族为单位, 而是以家庭为单位, 这样就瓦解了宗族的社会基础。
三、总 结
A村的实例虽属个案, 但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即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宗族在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实现、经济上的互助、文化上的传承与适应等方面依然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 如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凝聚共识、和衷共济、相互信任等。不过, 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使得宗族组织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逐渐消解在组织形态方面将走向消亡。
中国社会变迁是复杂的, 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并非截然分化与对立, 其指向性也不是单向的, 既存在前现代向现代的变化, 也存在着现代向传统的回归或者“再建构”[22]。A村情况恰好应证了这种观点, 组织形态的消亡是“前现代向现代的变化”, 宗族意识形态的重构是现代向传统的“回归”或者“再构建”。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绿色发展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和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宗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无疑能给中国的乡村振兴增砖添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我们要谨慎地看待宗族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从而为乡村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动力支持。
作者:岳成浩 吴培豪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文化传承协同发展研究” (18BZZ107); 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2018078);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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